仅仅用了5年左右的时间，武汉市江夏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筹资水平就从50元提高到了265元，参合农民受益率由8.8%提高到了186.06%。这样一份成绩单，无疑让江夏区“新农合”工作昂首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然而，就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参合农民覆盖率逐年扩大的同时，坊间对“新农合”管理体制、筹资机制、队伍建设以及用药目录等诸多方面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夏区人大常委会围绕“新农合”工作，走访了辖区部分乡镇街卫生医疗机构，并与村医、村民展开对话，力图从最基层的环节探究“新农合”发展路径中遇到的困惑。

优秀乡村医生的困扰

丁玉强，江夏区郑店街劳七村卫生室的村医。

去年年底，扎根基层近27年的丁玉强被评为全市优秀乡村医生，他常年坚守农村，走家串户为农民兄弟治病救人的事迹也因为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

作为推进“新农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农村医疗卫生室和村医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被当做江夏区村医典范的丁玉强很自然的成为了区人大常委会的调研走访对象。

走访中，区人大常委会发现，在“优秀村医”的闪耀光环下，其实也有很多困扰。

“‘新农合’工作推行以来，随着参合农民逐年增多，受益率也逐年提高。但扎根于最基层的‘新农合’定点村卫生室和村医队伍建设却不尽如人意。”

丁玉强告诉区人大常委会调研人员，尤其是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之后，农民医疗费用确实降低了，但伴随而来的还有村卫生室收入降低导致难以为继，村医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据了解，此前村医药品差价在60%左右，村卫生室收入主要依靠药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零差价制度后，药品利润几乎为零。这使得一部分过去业务较高的村卫生室收入明显下降。

“‘新农合’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时，也曾考虑到这一问题。”对此，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和平表示，在制度实施后，村卫生室的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单纯依靠药品，转变为以公共卫生购买服务和补贴为主。

“例如，村医看一个病人有5元钱的诊疗费，其中‘新农合’负责报销4元，病人自费1元。同时，‘新农合’还为每位参合农民购买了30元的公共卫生服务，其中村卫生室占的10%。”王和平解释  ，这笔钱是按辖区服务人口计算，在考核合格后拨付，平均下来，每个村卫生室公共卫生经费大概4000元左右。另外，“新农合”还依照人口数拨付基本药物制度补贴10元/人。

如此一来，少数过去业务收入很差的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因基本药物补贴、公共经费的固定投入，总收入较前持平，而许多以前业务收入较高的村卫生室则明显下降。

新农合之路任重而道远

事实上，村医们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新农合发展路径上遇到众多困惑中的一个缩影。

自江夏区启动“新农合”工作以来，参合人数从2005年初的80%提高到去年的98%，累计报销金额已达到了2.8亿元。农民受到了实惠，参合积极性日渐高涨。

但这样骄人的成绩的背后，区人大常委会也发现了“新农合”工作中暴露出的一些隐忧。

“就拿用药目录来说，目前，城镇医保与‘新农合’在基本药物零差价目录项目上仍有待均衡。”王和平说，现行医保制度下，城镇居民用药目录有2500多种，而“新农合”仅990种，城乡医保待遇差距较大。

此外，由于门诊家庭账户使用率不高，2009年江夏区政府开始实施门诊统筹，这一举措，立刻使得门诊就诊人次大幅上升。王和平说，区卫生院、村卫生室工作量增大，特别是卫生院就诊人次翻番，医护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

不仅如此，江夏区现行“新农合”筹资方式是由村干部在年底集中上门收取农民个人缴费部分，但全区30多万农民，使得这项工作量大而成本高，一些外出打工人员还需要返乡缴费，既不方便，又增加了农民负担，

另一方面，现行医疗体制和“新农合”第三方付费模式下，滋生的过度医疗现象也仍然存在。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现行医疗收费为按项目收费，服务项目越多，收费也就越多。

“‘新农合’补助资金既刺激了医院也刺激了参合农民，一些农民就医由于有补助，其过度就诊冲动也随之加强，而个别医院为了发展，也导致增加项目、过度用药、过度检查和诊疗等不规范医疗行为时有发生。”王和平说。

人大建议探索改革

“尽管‘新农合’工作的开展还存在一些困惑，但这些年越来越多农民从中受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和平认为，探索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新农合长效管理机制是当前促进新农合健康、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武汉市新农合以区为统筹单位，统筹范围较小，基金量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市政府应考虑建立市级新农合管理平台，实现市级层面上的统筹。”

王和平建议，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将新农合筹资标准与该地区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挂钩，以确定每年农民个人缴费，中央、省、市、区财政配套资金的增长幅度，使新农合筹资增长幅度制度化，并逐步加大省、市、区财政配套资金的增幅，以此减免农民个人筹资部分。

对于村卫生室和新农合工作人员及村医队伍建设，王和平认为，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卫生网络的网底，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健康，建议市政府将村卫生室一体化建设、基本药物零差价后村医待遇、养老福利等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同时加大对乡村医疗机构的建设，改善其工作、生活环境，广泛开展城乡医生交流、教育培训活动，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典型。

王和平还指出，现行的医疗体制与新农合的基本医疗保障要求相违背，迫切需要加快医疗体制改革。解决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过度检查、增加项目的行为，财政部门应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

“建议市政府实行城镇医保与新农合基本药物目录零差价均衡，目录向城镇医保参照，达到逐步缩短城乡不均衡，有差距的现象。”王和平说，同时，理顺补偿机制，进一步推行支付制度改革，遏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推动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只有不断探索新农合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提高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农民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