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武汉因一篇网文一夜爆红。

点击量超1.3亿的网文《什么是武汉？》，以其美轮美奂的图片和娓娓道来的文字，点燃了这座城市的热情。

诚然，从曾经的“大县城”到如今的“新一线”，武汉城市面貌之蝶变，让人无法侧目。未曾想，蝶变背后，市人大常委会以一场持续8年的执着“接力”，同样为这座城市留下赫然印记。

自2011年武汉启动“城管革命”以来，围绕重塑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这一核心命题，市人大常委会持续发力，通过立法补短板、监督筑格局、议案促机制，助力城市面貌脱胎换骨。

全国文明城市，代表了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的最高荣誉，是一座城市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和含金量最高的品牌。

2005年至2011年，武汉市曾三度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均铩羽而归。当时，著名网络论坛的“天涯社区”上，有一篇点击过万的网帖：《武汉，距离全国文明城市还有多远？》，文中历数武汉在城市管理上的种种乱象，字里行间，写满了怒其不争。

作为城市发展的痛点，环境“脏乱差”长期为武汉市民诟病。三度“创文”失利，与之不无关系。

“武汉要追求更大的发展、更高的地位、更强的竞争力，要创造幸福城市，必须对城市管理进行一场革命！”

痛定思痛之后，2011年7月2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塑造大武汉新形象》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全市通过实施“六大工程”，整治17个突出问题，刷新城市面貌，使其脱胎换骨。武汉也由此拉开了“城管革命”的大幕。

所谓革命，意在破旧立新。然而，面对城市管理的多年沉疴，人们发现，有关执法部门明显底气不足，原因是执法人员在执法时经常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法规，法理依据存在空白。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城市管理的规范和标准在当时的法律法规中均无迹可寻，而这恰恰是城管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巡视员庞少华，当年正在常委会法规工作室工作，他至今仍记得，在有关调研中，不少意见和建议均指向这里。核心问题上的立法缺失，正是掣肘城管革命向前推进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除了一部2005年施行的《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针对市容环境卫生方面作出了规定之外，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标准、对象、范围等主要内容在当时均未得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诸如网格化管理、钓鱼执法、协管员等城市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更是鲜有提及。

而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加强城市管理的呼声却一年高过一年。

2009年，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154位市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案》，被确定为大会议案，交市政府办理；2010年，市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再次将该议案作为续办议案，要求加大办理力度；2011年，又有103位市人大代表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管理，切实解决城市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案》。

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许国胜认为，百余位人大代表连续三年锁定城市管理议题，折射出了市民对武汉改变城市形象的强烈渴望。

现实与民意的双重期待，很快得到了立法者的积极回应。

2011年，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审时度势，修订《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解城管革命燃眉之急。当时的媒体曾报道，新条例填补了道路井、沟盖管理，临街破墙开店等立法“空白”，在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的同时，也强调了政府人性化服务。2012年，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又紧急启动《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立法项目，并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于当年11月28日表决通过该条例，次年3月经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作为国内首部城市综合管理地方性法规，条例共分5章79条，明确了武汉实行“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市区分级负责，以区为主，街道、社区为基础，部门联动”的城市综合管理体制，解答了城市管理工作“管什么”“怎么管”等诸多核心问题，通过填补立法空白，初步确立了纵到底、横到边，重心下移，无缝对接，责任全覆盖的“大城管”格局。

至此，武汉城管革命真正变为有法可依。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这是混沌理论中著名的“蝴蝶效应”，是指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会为整个系统带来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

对于城管革命而言，这部条例正是那只蝴蝶。

在立法明确了城市综合管理体制后，武汉市区两级政府即以条例为抓手，开始大胆探索创新城市管理各项工作。

江岸区以二七街为突破口，成立“胶囊房”重点整治工作专班，由综治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逐户上门执法，建立违规出租房“一户一档”制，探索“承诺书-自行整改-帮助拆除-联动部门核实”整治模式，跳出了城管执法“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怪圈。

武昌区吸纳律师、人民调解员、公安干警等力量共同参与城管执法全过程，建立起司法城管联合工作体系，引发《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中央、省、市主流新闻媒体多次聚焦。

而在诸多创新中，市政府引入第三方考核为城管革命增压无疑最具看点。

100人左右的调查队伍每月不定期穿行于武汉的各个街道，对违法占道、查违控违等20多个项目调查、取证、上报、公示。根据考核成绩进行奖惩，累计3次不达标的，问责主要行政负责人。通过第三方考核，武汉市每月都制发城市综合管理工作通报，并及时公布排名，有力地推动了各区落实城市综合管理主体责任。

有道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2015年2月28日，凭借城管革命引发的城市巨变，武汉终于在第四次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中一举摘得桂冠。

就在全市上下纷纷为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弹冠相庆时，市人大常委会却清醒地意识到，在城管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背后，似乎仍存在着一些隐忧。

2015年9月23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组成人员在肯定城管革命成绩的同时，更多的是提出建议和期望。

“近年来，城管就像一个筐，啥都可以往里装。”有委员认为，城市管理工作先后增加了燃气管理、油烟噪声执法、园林绿化执法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职能，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技术和法律支撑，在履行职务时，往往需要“借法执法”。

“大量填充的新职能导致了‘小马拉大车’的尴尬。”还有委员认为，部分新职能的加入，让部门之间产生了一些权责界限不清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一些需要专业技术力量鉴别的违法行为，单凭城管一个部门明显力不从心。比如条例中针对公交场站建设、集贸市场管理、小餐饮经营服务标准虽然做出了规定，但由于相关部门间规划、建设、监管、执法等职责边界划分不清，导致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较好落实。

“可以建立基层部门协作联系会议制度，让区街之间，部门之间都联动起来。”委员们建议，要通过建立联动与协作的机制，真正发挥以街道为主体的城市综合管理效能。

“城市管理涉及方方面面，城管革命永远都是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松懈。”时任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胡绪鹍一语道出城管革命所肩负的重任。

龙泉窑，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官窑。传说为了进献完美的贡品，烧制的瓷器哪怕稍有瑕疵，都会被工匠当场砸碎。尽管大多数瓷器没有流传下来，但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被后世广为传颂。

发扬工匠精神，打造“精致武汉”，正是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对武汉城市管理所寄予的最大期望。

2019年10月，武汉将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对于正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武汉市而言，军运会无疑是一件举世瞩目的盛事，市民为此充满期待。

然而，期待之余，不少人大代表在言谈中也流露出一丝疑问：军运会成功与否，代表着武汉的城市形象，更事关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作为东道主，武汉真的准备好了吗？

带着这份疑问，134位市人大代表在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聚焦城市管理工作，围绕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营造共治共享城市综合管理机制等主题，提出了“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品质形象案”。

议案提出了五大举措：打造一批亮点片区、推进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实施全域绿化提升行动、推进房屋立面美化、全力推进水域环境治理。

“修路设置临时围栏，是城市管理，让设置的围栏不影响交通，才是精细化管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谭刚毅用一个简单的例子道出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精髓。

“同样是满街的户外广告牌，为什么在国内是城管取缔的违章对象，而在香港、东京等地方却常常是游人留恋的艺术景观呢？”市人大代表李娟认为，精细化管理要以工匠精神去探索城市发展的最优路径。

在代表们看来，作为一个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武汉必须以管得好不好、细不细为衡量标准，“这也是精致武汉的必然要求。”

2019年，在人大议案的引领下，全市上下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区勤修内功，通过发动居民自治参与城市管理，完善“智慧城管”平台建设，实现“无招胜有招”；有的区则从“小”入手，于“微”施策，通过试点“精致环卫”、建立“微规划”、“微改造”、“微治理”治理体系，打造全市城管标杆，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

“城市偌大，管理不易，仅靠政府远远不够，还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刘立勇坦言，人大议案证明武汉人已经意识到城市要想建设的更好，必须人人有责。精细化管理只是手段，归根到底，只有根植“大城众管”的主人翁意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城市综合管理机制，才能真正提升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和文明程度。